理想与现实:中唐文学家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以韩(5)

[4](卷47《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P989)这些措施环环紧扣，修政教了，战乱就不会出现，军需就不要转运，就没有必要从老百姓头上来征发徭役。他还多次提出要恢复租庸调制。在抨击两税法加重了农民负担的同时，他想出的积极措施是回到租庸调制上去。他认为“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两税法征税要铜钱明显是有违收税的本意。政府如果能够“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2)。此外他还认为百姓占有土地要平均:“不均不平，则地虽广，人虽多，徒有贵之名，而无富之实。”他十分怀念古人的井田制，认为这种美好的制度使得“生业相固，食力相济。其出财征也，不待徵书而已平矣;其起军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后天子可以称万乘之贵、四海之富也”。当然井田制是无法恢复的，但人们仍可以“斟酌时宜，参详古制。大抵人稀土旷者，且修其阡陌;户繁乡狭者，则复以井田……如此，则庶乎人无浮心，地无遗力，财产丰足，赋役平均，市利归于农，失业著于地者矣 ” [4](卷64《策林二?五十二议井田阡陌》，P1350-1351)。

与韩愈、白居易看法不同，元稹并不认为重税的主要原因是两税法。他认为两税法没有造成钱重物轻，使农民变相加重了征税额。他指出两税法本身并没有过错，“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资”使得“天下赋税一法”，“厚薄一概”，因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造成农业经济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元稹说:“黎庶之重困，不在于赋税之暗加，患在于剥夺之不已。钱货之轻重，不在于议论之不当，患在于法令之不行。”农民重困的原因在于地方官员的无穷剥夺。怎样改变这种情况使农民的赋税减轻，元稹说:“诚能禁藩镇大臣不时之献，罢度支转运别进之名，绝赂遗之私，节侈靡之俗，峻风宪之举，深赃罪之刑，精核考课之条，慎选字人之长，若此，则不减税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 。” [5](卷34《钱货议状》，P394-395)不过元稹对两税法征收现钱也是有看法的，他认为天下州县如不出产布帛丝绵的，应该允许能用谷物等可在当地交易流通的重要产品作为两税折纳，折纳时官府不得抬高价格。如果老百姓情愿输纳现钱，也应该同意他们这样做，如此就能“上无抑配之名，下有乐输之利，以兹析中，实谓得宜。” [5](卷36《中书省议赋税及铸钱等状》，P414)

元稹曾为穆宗起草《长庆元年册尊号赦》，并向全国颁布，内中流露出了他在农民问题上的一些重要思想:“爱人本于省赋，虽在必轻;国用出于地财，又安可阙……宜委所在长吏，审详垦田并亲见定数，均输税赋，兼济公私。每定税讫，所增加赋申奏。其诸道定户，宜委观察使刺史必加审实，务使均平，京兆府亦宜准此。其百司职田在京畿诸县者，访闻本地，多被所由侵隐，抑令贫户佃食蒿荒。百姓流亡，半在于此。宜委京兆府勘会均配，务使公平。”[6](卷10，P55)农民贫困与不能“均输税赋”有关，而不能“均输税赋”与农民占有土地多寡密切相连。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遭到破坏。至穆宗长庆年间，土地的变化使政府的田籍记录早已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根据田亩征收赋税已名不符实。白居易等一些士大夫认为要解决这种情况应该实行井田制，但元稹认为要解决土地问题主要对土地数量进行重新核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均平赋税。长庆二年，元稹罢相后出任同州刺史，他遂在同州进行了核定土地的尝试性改革。长庆三年，他让同州百姓根据自己占有土地的实际数量据实上报，基层的里正、书手据上报数字重新核定，州府再根据上报的土地数量，将两税额度平均分摊，统一收税标准，这样，贫富强弱的赋税才真正做到了按亩征纳。这一元稹自称为“量事配率，自此亦冀均平”的 “均田”的行动[5](卷33《同州奏均田奖》，P435-437)，并不是对土地重新分配 ，而是核定土地的田亩数量，为征收两税提供依据，其主要作用是弥补两税征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病，目的是为了缓和农民经济的贫困状态，总的来看，这一做法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从上面三位文学家提出的解决农民经济贫困的具体方法来看，是各有侧重的。韩愈认为只要改变征税交钱，在物土贡，情况就会发生好转;白居易认为政府要修政教和节用，就能减省徭役总量，如果恢复了租庸调和井田就能均平赋税;元稹认为要严格征税制度，要任土之宜，应该核定土地数量，根据税额平均分摊。相比较而言，元稹的思想较为丰富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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