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中唐文学家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以韩(2) - 农业经济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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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中唐文学家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以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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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还发现农业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是大量依附人口的存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因谏佛骨被贬，韩愈来到江西观察使下的袁州任职。这是一个只有户的小州，韩愈对典帖良人为奴婢的现象进行了整顿，共检括出 731人。从袁州想到了全国，韩愈感到问题很大:“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小。”因此他向唐穆宗建议:“今因大庆，伏乞令有司重举典章，一皆放免，仍勒长吏严加检责。如有隐漏，必重科惩，则四海苍生，孰不感荷圣德 !” [3](卷40《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他希望有关部门要有切实的措施，从严检括户口。

白居易同样也发现中唐德宗时期部分农民不安心种田，从农民中游离了出去，不过他认为这些人主要是在从事商业末作:“人多游心，地有遗力，守本业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荡而忘归。”农民劳作辛苦，但并没有多少收获，一旦经商，却可以轻松地获利，所以纷纷放弃了农业而转向商业。农民之所以弃农从商，这和两税法的计地征钱紧密相关。然而，“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籴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所以，一些富商大贾乘机倒腾，大赚农民的钱，而农业经济就日益贫困，这样必然造成“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1)。

白居易认为老百姓弃农从商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谷帛轻而钱刀重”，“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要改变钱重物轻而带来的伤农问题，白居易认为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调控方式。政府如果“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 ”[4](卷63《策林二?二十平百货之价》，P1313)。其次政府在赋税上应少收现钱。如果根据土地的数量“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2)。只要征税不用现钱，农民就会安心地种地，游手趋末的倾向马上就会改变。

元稹认为安史之乱后，一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气盛而微”，社会状况十分令人痛心，“兵兴则户减，户减则地荒，地荒则赋重，赋重则人贫。人贫则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权管权宜之法用矣”[5](卷28《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P333-334)。战争造成大量农民离乡背井，使各地户口急剧下降。农村劳动力缺损的另一因素是农村闲杂人员太多。元稹说:“夫食力之不充，虽神农设教，天下不能无馁殍之人矣。”他认为自古以来，有四种人是不种粮食而要吃粮食的，即官吏、军队、工人、商人，但古时候这四种人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二。然而，到了中唐，这种情势发生了改变，除了四种人大量增加外，“加以依浮图者，无去华绝俗之真，而有抗役逃刑之宠;假戎服者，无超乘挽强之勇，而有横击诟吏之骄”，其结果是天下之人十有八九脱离了农业在游食闲荡，只有一些老实本分的人还留在土地上[5](卷28《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P334)。元稹认为这样的情况必须改变，应该提倡重视农业，他对唐宪宗说:“今陛下诚能明考课之法，减冗食之徒，绝雕虫不急之工，罢商贾并兼之业，洁浮图之行，峻简稽之书，薄农桑之征，兴耕战之术，则游堕之户尽归，而恋本之心固矣。恋本之心固，则富庶之教兴，而贞观、开元之盛复矣。若此，则既往之失由前，将来之虞由后，在陛下惩之、戒之、慎之、久之而已。”[5](卷28《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P335)中唐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农村，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庇护在寺院、军队中，得到了僧籍和军籍，国家就只能不收他们的赋税。还有一些人从事手工业和贩运业，搬进了城市，脱离了世代从事的农业，使得稳定的农业结构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中唐的三位文学家，他们都看到了农村存在着农业劳动者流失的情况，清晰地知道这会对当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不过他们在探讨农业劳动者流失的原因时，各人的说法不完全一样。韩愈认为当时的佛道等非生产人员太多了，他们要吃饭穿衣，享受了并不宽裕的社会资源，而一部分人成为富人的依附人口，更使农民大量脱离土地。白居易发现经商能给人带来富裕，所以很多农民轻本重末，弃农从商了，他认为当时农业人口的流失主要是因为钱重物轻，农产品太便宜，谷贱伤农。元稹认为农民的流失主要有这样几个方向，一些人信教念佛了，一些人参加了军队，成了游食闲荡之徒，一些人从事末业，干起了工商贩运的勾当，进入城镇定居了下来。三人的分析，各有道理，但韩愈和白居易局限于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端，并没有全面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相比较而言，元稹的看法比较全面，他认识到了农业劳动者的流失是综合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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