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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中唐文学家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以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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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三位文学家的思想异同原因分析 三位中唐文学家都提出要保护农业劳动力,防止劳动力的流失;都十分关心农民的生活,并且提出了解决农业经济日益
四、三位文学家的思想异同原因分析
三位中唐文学家都提出要保护农业劳动力,防止劳动力的流失;都十分关心农民的生活,并且提出了解决农业经济日益贫困的措施。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碰到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然而他们的具体提法则各有所侧重,关注的角度各不相同。关于农业劳动力流失,韩愈的眼光主要集中在他历来关注的佛教上,认为佛教对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影响极大;白居易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商人上,认为农民为商利所吸收,必将有更多的人弃本从末;元稹认为农业劳动力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信佛、参加军队、从商都有关系。显然元稹分析问题的方法比较全面,认识比较深刻。对农业经济的贫困,韩愈和白居易都从自然灾害、战争、赋税等方面寻找,但元稹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有法不行,地方官员的剥夺不已。在解决农民脱贫的方法上,韩愈、白居易的提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从具体操作来看,实际上很难保证“在物土贡”后是否不再重税,将租庸调和井田制这些理想中的制度重新用到社会早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中唐,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到是元稹提出的一些方法,如核定土地数量等,只要认真去做还是可以实行的,而且相信亦会带来一定成效。只是由于当权执政者并不想这样去做,所以元稹提出的那些办法就无法付诸于实践。
处于同样的中唐社会环境,三人对农民关切的思想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呢?探索他们三人的经历,我们发现他们的仕途与思想旨趣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
唐朝是一个宗教盛行的时代,道教得到尊崇,佛教繁盛兴旺,而儒教却十分衰微,儒教地位在执政者眼中在道、佛之下。佛教在思想界占了一定的优势,但它浪费社会资财比较严重,相比较而言儒教的社会基础雄厚而且牢固,潜在的力量很大,只要一有机会,它仍会恢复过去的权威。韩愈生活在这样一个复兴儒学、排斥佛老的时代,他的儒学思想以孟子的学说为主,以荀子的学说为辅,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中提出“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要阐明儒家的仁义礼乐,韩愈必须对佛老进行批判,因而他在《原道》中批判佛氏的“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 ” [3](卷11《原道》),主张在文化、政治、经济、伦理以至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要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使儒家的仁义道德在各方面都得到体现。儒家的先王之教“为道易明”,“为教易行”,“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儒家的基本原则贯穿于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7](P91)。宪宗元和十四年,唐宪宗从法门寺迎佛舍利,使整个长安城都为之疯狂,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韩愈挺身而出,上表力谏,要求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肩上担负着振兴儒学的重任,承担着批判佛教的历史任务,韩愈的脑中时时思考着佛教对社会的危害,关于农业劳动者的流失,他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佛教对农业的影响。他一直想着要恢复仁义之政,所以他特别关心农业经济的贫困,对于战争和国家政策对农业经济影响的认识较一般问题更为深入。
白居易自德宗末年登第授官,元和初年从县尉开始做起,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等中下层官员,见到了农业经济的痛苦惨状,感想十分丰富。如《观刈麦》、《新乐府》、《秦中吟》等都作于这段时间。宪宗元和以后,白居易在政坛上很活跃,任官职位不断升高,曾任忠州、杭州、苏州等刺史,分司东都,这时他发现了农民去本从末现象严重,于是他特别强调商业对农业的影响。发现在政府的重税之下,各地农业经济就特别困难,因此他强调要改变收税的方法。白居易的政治理想是贞观之治,在元和初年时他曾想把贞观之治运用过来,所以他推崇井田、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只不过事过境迁,这些制度早已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贞观之治的指导思想肯定是儒学的,白居易也是想用儒家的仁义之学来阐述贞观之治,因此他提出农业经济贫困化的原因及其解决措施都与帝王仁政有关。
在白居易的人生观中,知足思想是一个重要内容。他在《闲居 》诗中说:“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 。” [4](卷2,P111)《知足吟 》说:“官闲离忧责 ,身泰无羁束 ……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 [4](卷22,P491)他的这种知足思想后期主要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但这种思想形成的前期主要和他的知愧心有关。在《秋居书怀》中他说:“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 。” [4](卷5,P99)这种从知愧心引出的知足心,与体谅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密切有关,因此在白居易前期的思想,他对农业经济关注的内容特别多。受老子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主张为政要“尚宽简,务俭素,不眩聪察,不役智能”,这样就能达到“人情俭朴,时俗清和”的目的,为政要顺人心立教,清静无为,要以唐太宗和汉文、景帝为榜样,其修政教、节用思想均从这个角度进行发挥,也是他最理想的政治目标[4](卷6《策林二?十一黄老术》,P1298)。
文章来源:《农业经济》 网址: http://www.nyjjzzs.cn/qikandaodu/2020/1117/11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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