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变法，看它对战国时期军事经济农业以及

秦孝公嬴渠梁继位后，深刻的体会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决心靠改革强国，因此痛下求贤令，引进人才，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让他扛起改革强国的大旗，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可以大致总结为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统一度量衡，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等一系列手段。

经过商鞅两次大刀阔斧的变法后，秦国生产力和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军队的兵力及战斗力大大提升，促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

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是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的过度阶段，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其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经济方面：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兴修水利和提水工具，使得大片荒地被开垦。而一些奴隶主也在这个时期将开垦的土地变成私有财产并出租，转型成为封建地主，而为封建地主种地的人转型成农民，由此形成了地主和农民的两大对立阶级。

政治方面：随着地主的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他们将目标投向政治，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着手发展封建经济，其目的是建立和强化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各国开始掀起了浩浩荡荡变法热，例如魏国的李埋，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他们被称为是那个时代的“变法三剑客”。

军事方面：春秋时期，周氏王朝衰微，权威不在，已经无法能够控制当时的天下诸侯，有些实力强大的诸侯为了争夺天下，展开了激烈的争霸战争这也为之后的战国兼并统一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因此各国相继进行了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

文化方面：在这个时期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浮现等待解决，因此会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其中法家学是以顺应时代进行变革,以法治国，更加适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并成为了诸侯国变法思想武器。

秦国由于位处在远离中原文明的西陲边境，过着半游牧半封建的生活，社会以及经济的演进都比华夏文明要缓慢的多。当中原地区已经进入农业社会时，秦人还离不开畜牧生活；当中原地区已经进入高度发展的农业时代时，秦人才开始接受农业的洗礼。

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文化礼俗的演化，都晚于山东六国。秦孝公即位后，他追思先王遗志，情怀激荡，为了增强秦国的实力，不被山东六国打压并在诸侯国中站稳，亲自拟就震古烁今的求贤令，开始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通过变法强国，虽然心潮澎湃，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时秦国积弱，需要的是延续献公遗愿，进行彻底变革。这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各种阻力和困难必须考虑周全，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变法成功，还需有变法之法，谋定而后动。因此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商鞅舌战群臣的著名辩论赛开始了。

变法代表商鞅侃侃而谈，调理清晰地阐述自己的变法蓝图。而反对变法代表甘龙、杜挚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等一系列说辞来反对商鞅，虽不占上风，但未必心服口服。商鞅通过吸取李埋和吴起的教训阐述先易后难，先经后政；适当时机一定要用制度固变法成果，防止因人而变。此为变法之法，有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取得了变法的合法性。

在变法前，商鞅已经将变法的法令条款准备就绪，但考虑到秦国的风土人情，他没有及时公布，担心秦国的百姓不能完全的相信自己，因此就有了“徙木立信”的典故。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商鞅开始了秦国的第一次变法，起初商鞅认为最有效的，最直接的政策必定是和百姓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只要有利于民，就毋庸守旧例，只有百姓获得了利益，变法才能走的远。

遂颁布《垦草令》，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变革，《垦草令》把农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围绕荒地必开垦，粮食为纲，靠农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粮食是国家关键的战略物资，也是百姓生存之根本，民有利则戏，国有粮则稳的“农战”思想，为下一步变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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