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黄河流域前仰韶文化时期农业

略论黄河流域前仰韶文化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加安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对于仰韶文化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七十年代中期以前还不曾被认识。近十年来，黄河流域陆续发现了一批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这批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发掘，为探索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文化面貌和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黄河流域农业起源和畜牧业的产生提供了新的证据。目前陆续发表了一批探讨早期农业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农业起源，农业生产的规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笔者受益非浅，也想就前仰韶文化时期的经济特征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谈点不成熟的看法，希冀得到考古界和研究农史的同志们批评指正。一、前仰韶文化的时空分布及文化特征前仰韶文化是指从时间上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尽管这类遗存与仰韶文化相对早晚关系还未找到直接的地层叠压证据，但已有不少同志从二者间的文化性质、器物排比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济入的研究，证明这类文化遗存的性质比仰韶文化原始，时间上相对早于仰韶文化①。目前公布了几批这类遗存所测的碳一14年代数据，年代都比仰韶文化早，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前仰韶文化的可靠性。前仰韶文化遗存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和中下游地区或黄河的支流。目前在甘肃、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已发现了近百处遗址。由于这些遗址分布的地域不同，文化面貌存在较大的差异，时问上或有早晚区别，根据它们的性质和特征，可以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大体来说，它们是黄河中上游支流渭水流域的自家文化；黄河中下游豫中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冀北地区的磁山文化。这三种文化在时问上基本接近，文化面貌各有特色。但它们之间又具有这一时期史前文化一般特点的共同因素。例如：遗址面积不大，文化层较薄，从事原始农业，并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生，开始了家畜饲养。制陶工艺比较原始，陶器火侯一般较低，陶质疏松，器型简单，以三足器和圜底器为共同特点，陶器纹饰单调。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磨制石器数量较多，，但仍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残留，骨器比较普遍地使用，工具类型简单，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石镰(蚌镰)是几种较常见的工具类型等等。I．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南岸的豫中一带，也包括豫东南的部分地区。遗址多分布在伏牛山麓淮·】】8·。酒支流上源的北部平野。初步统计发现40余处。多集中在河南省的中牟，密县，新郑、登封、曩县，长葛、鄢陵等县，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有新郑裴李岗②、沙窝李③、密县莪沟北岗④、巩县铁生沟⑤等处。该文化碳m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5500--4900年(未校正)。裴李岗文化发现有聚落遗址，以莪沟北岗为例，遗址中部为居住建筑，南部是窖穴，西部和西北部是墓葬区，似有一定的布局。房子为半地穴式，有方形、圆形两种，面积较小。窖穴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三种。墓葬为长方形土坑墓，仰身直肢单人葬，随葬品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镰、石斧等分别随葬。生产工具以磨制带锯齿的石镰，长方形两端弧刃或舌形刃的石铲、琢制带四个柱状足的石磨盘为代表，还有燧石打制的刮削器和骨镞等工具。陶器均为手制，多采用泥条盘筑法，陶质较疏松，表皮易脱落。泥质红陶为大宗，夹砂红陶次之，泥质灰陶较少。纹饰以素面为主，部分陶器饰有篦点纹、弧线篦纹、划纹、指甲纹和乳钉纹。器形有杯、碗、盘、钵、壶、罐、勺、器盖等，其中有代表性的器物是三足钵和肩部带半月形双耳壶。2：磁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北省的中南部，从武安到容城一带发现数处遗址。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是武安磁山⑥。该遗坩的碳--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5400--5100年(未校正)。遗迹现象有房址和窖穴两种，房子为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式。窖穴数量多达460余个，其中以长方形为多，这种窖穴一般多发现有粟的堆积痕迹。除此还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几种。生产工具中以石器为主，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骨器。石器加工主要是磨制，此外还有打制和琢制，石器类型主要有斧、铲、刀、镰、磨盘几种，尤以石斧数量最多。骨器主要有刀、铲、锥、凿、针、笄等，另外还有少量的蚌器和角器。陶器均为手制，泥条盘筑和捏塑方法加工。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仅见于红色陶。纹饰主要是素面，另外还有绳纹、编织纹、篦纹、附加堆纹、剔刺纹、划纹和乳钉纹。器型不甚规整，有杯、碗、钵、三足钵、双耳壶、罐、孟、支架等，其中盂和支架最富有代表性。3．白家文化分布在渭水流域的关中和陇东地区，经过发掘的主要遗址有陕西临潼自家村⑦、渭南北刘⑧、华县元君庙⑨、商县紫荆⑩；甘肃秦安大地湾⑩等处。关于这类遗存的文化命名有不同的看法，分别称为“老官台文化”⑧、“大地湾文化”⑥、“老官台——李家村文化”⑧。监于临潼白家村遗址堆积单纯，内容丰富，我们暂称之为自家文化。文化命名问题并不涉及本文讨论内容，故不赘述。白家文化碳--14年代测定约为公元前5300--4800年(未校正)。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和墓葬。房子为半地穴式圆形。窖穴为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几种。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葬式有仰身直肢、屈肢、合葬(双人和多人)和瓮棺葬。大地湾遗址的一座窖穴中发现有黍的遗存。陶器均为手制，火侯低，陶质疏松，以夹砂陶为大宗，离色分红、灰两种。部分陶器有里黑外红或两面红中间灰的现象。纹饰以网状绳纹最为突出，器物口沿流行齿状花边，钵口沿外绘一道紫红色宽带纹。器型以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为代表j另外还有国底钵、鼓腹壶等。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蚌器和用残陶片加工的饼状器。石器以磨制为主，也有打制石器和少量的细石器。类型有石铲、石斧、石锛、石刀、石磨棒、刮削器。骨器类型较多；大多为穿刺类如锥、钻、针、镞、矛头等。蚌器保存完整的较少，仅见蚌刀和蚌镰两种，其中带齿蚌镰是富有代表特征的器物之一。·119·二、前仰韶文化遗存的地理环境及遗址分布的特点前仰韶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上。黄土高原西起乌鞘岭，东到太行山，北起长城，南抵秦岭。横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六个省区。黄土堆积厚达几十米，最厚处可达数百米。黄土结构疏松，具有垂直的纹理，有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下部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黄土的自肥特点。黄土高原的气候属于干旱或半干早，而黄土本身的特性又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因此在雨量较少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从事耐早作物的种植，这就是为什么象粟类作物能够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并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主要农作物之一的一个重要条件。·早期人类生活活动的地理环境大都是在依山傍水的地方，山上长着茂密的森林，丘陵山岗遍布林木灌丛，理想的植被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时山林、草原的各类动物和河湖里大量的水生鱼类，也为人类的渔猎和狩猎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前仰韶文化遗存多具有这种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大地湾遗址，座落在葫芦河支流清水河与阎家沟两河交汇的第二阶地上，高出河床20米，南面和东南面是长虫梁、高崖等山丘；北刘遗址，南倚秦岭，北向大川，座落在地势较高的塬头上，两侧是谷间流下的小溪，．高出水面数十米。磁山遗址，处于太行山和嵩山东麓，是黄河下游巨大冲积扇的顶端，北靠鼓山，南临铭河，高出河床25米；莪沟北岗遗址，附近是嵩山东延的余脉，南边是嵩山余脉苍萃山，东邻溱洧谷地，西边和北边是浅山丘陵，周围群山环抱，岗岭连绵，洧水位其南，绥水绕于北，遗址位于二水交汇处的山岗上，距水源千米远，高出水面70余米。白家村遗址位于渭河北岸海拔较低的台地上，距山地较远，周围是平坦的沃野，遗址面积比其它遗址大，这一现象备另文讨论。前仰韶文化遗存目前有三种文化类型，所发现的遗址百余处。这些遗址的面积一般不大。在多种文化堆积叠压的遗址中，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堆积一般压在最下层，其实际范围不易得知，除此以外，比较单一文化堆积遗址的面积，就自家村遗址(iO万余平方米)、磁山遗址(8万平方米)较大外(仅相当于仰韶文化中、小型遗址面积)，其它遗址面积多在1万到2万平方米左右。裴李岗遗址2万平方米；裴李岗文化的中牟业五遗址8百平方米、密县关东遗址8千平方米，莪沟8千平方米、新郑县唐户遗址4千平方米、西土桥遗址1万平方米。说明当时人口并不密集，一个聚落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前仰韶文化时期遗址面积不大，文化层堆积也比较薄，一般在0．5—1．0米左右。大地湾一期堆积o．5一O．7米；自家村遗址0．5一1．0米；裴李岗遗址O．5一O．7米；巩县铁生沟遗址0．7米；马良沟0．6一o．7米；磁山遗址0．3一O．9米。这一特点似乎表明当时人类在一处地方活动的时间远不如仰韶文化时期长久，仍有一定的迁徙性．三、前仰韶文化时期的经济特征前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永久或半永久性的定居生活，但不象后来那样稳定。这一时期已开始了原始农业的生产，大地湾遗址和磁山遗址都出土了农作物实物标本，磁山遗址的粮食有一定储存证明，这时的农业生产已不是最初阶段了。但不可否定的事实是，这一时·120·期的农业经济不甚发达，采集渔猎或狩猎经济仍占相当的比重，在当时人们经济生活中仍起相当的作用。-，，在分析前仰韶文化时斯的经济特征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分析。一般来说，对农业急源环境的探讨，多限于大的自然环境。有些同志在研究农业发生的契机时指出，应在大环境区中寻找小的环境区，而这些小环境区指的是从作物的角度来看⑤。这种认识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启迪。我想小环境区本身的自然条件也值得注意。关于农业起源何种条件，国内外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其中有：国外学者柴尔德的“绿洲说打；布雷伍德的“沃野边缘的山地说”；哈兰和佐哈里的4天然居住带交叉点说嚣；喀提林·肯尼恩的“低地绿洲说栉等等⑩。“沃野边缘山地说精指农业最早发生在新月形肥沃地带的边缘的山地，这里的居民已经对他们的居地有很好的了解，因而开始就把他们收获和猎获的植物、动物变成家培作物和家畜。从而得出农业起源于山麓高地和山间谷地的“天然居住地带”(TheNaturalHabitableZone)。国内学者意见基本一致，主张我国农业起源于山前地带。石兴邦先生把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分为山林文化、山麓文化和河谷文化三个时期⑩。前仰韶文化属于山麓文化时期。严文明教授在分析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特点时指出，靠近山麓的地方都存在着农业起源的条件⑧。黄其煦同志认为，农业经济的最初对象是野草，农业的契机可能就是在山林地带的杂草地中发生的◎。这些分析无疑是非常精辟的，笔者也持这种观点。我以为农业的出现与采集经济不可分割，前者与后者是发展关系。同时我还认为，采集和狩猎或渔猎也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生产活动，而这种生产活动的场所，既不可能在纯粹的山地，也不可能在平坦的沃野，只有山前地带为最理想的场昕。既便农业出现后的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内，采集和狩猎也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屈居次要地位，直到最终被农业经济所代替。前仰韶文化时期的经济特征明显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农业生产已不是最初的阶段了，农作物的种类至少已发现粟和黍两个品种；另一方面广泛地采集和狩猎仍是当时人们经济生活中一项主要内容。磁山遗址中出土有胡桃．榛子、小叶朴等野生植物果核，裴李岗遗址出土有梅核、酸枣核、核桃壳等野生植物果壳遗留，同时采集经济遗留下来的一些工具仍在使用，如加工工具一石磨盘(石磨棒)大量出土，反映出采集经济在当时仍然占有相当的位置。另外，前仰韶文化遗存中出土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以及用这些动物骨骼加工的骨器，说明狩猎活动在当时还是很重要的。通过对遗山遗址中的二十三种动物骨骼分析的结果表明，除了犬和猪可以定为家畜外，其余大部分骨骼标本为野生动物，从这些野生动物观察，当时人们的生产活动中，虽然已出现农业，而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狩猎采集经济仍占重要地位。既有狩猎，也有掳捞。．猎获的动物，既有大型的，也有中小型的，既有随季节迁移的雁类和鹿类，也有常年栖息的动物，说明狩猎活动是全年进行的，是广谱的狩猎性质，而不是闲暇时的活动⑩。+前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地理位置在东经105。一114。，北纬34。一36。之间，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大体相同。以磁山遗址为例，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几种热带和亚热带动物，说明当时气候比现代温暖。遗址附近芦草丛生，有较多的水草地。远处有茂密的森林，如猕猴，今日主要分布在西南、华南和长江以南地带。花面狸则是亚热带的种类，鱼鳖和丽蚌的出现，说明当时河流水域宽阔，流量大，水产丰富。这一环境特征，不仅给人们提供了良好的采集和·121·南 f：狩猎场地，而且也是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迈进的理想环境⑧。前仰韶文化时期的经济特征与这一时期各遗址所分布的地理位置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是相匹配的。‘四、前仰韶文化时期生产工具的特性讨论原始农业，，农产品本身的遗存无疑是判断人类经济生活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前仰韶文化时期有关农作物遗存还很有限：一方面当时农业生产还很原始，农作物的产量必然不丰富，再者农产品本身也不易保存下来，另一方面，眼下田野发掘工作中还没有广泛借助于其它的手段和方法(例如，漂选法，水选法，孢粉分析……等等)来获取尽可能全面的资料。因此，分析原始农业起源及发展状况时，更多的注意到对生产工具的种类、数量及功用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但应该看到，早期人类的生产工具还没有明确的分工，时代越早一器多用的现象越普遍。昕以认识生产工具在当时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关系时，不仅要分析工具的型制、数量、功用，也要注意观察整套生产工具的组合和性质。严文明教授认为叠要判断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首先就要把农具和非农具区别开来，把不同用途的农具区别开来，……。”⑧。前仰韶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就质料讲，有石、骨、蚌、角、陶等；就加工方法讲，有打制、磨制和琢制；就类型讲，主要有焦铲、镰、刀、磨盘(磨棒)、锛、凿、镞、矛、针、锥等；就用途讲，分为生产和生活两类。毫无疑问，其中有些工具也用于农业生产，以致有些工具一直被作为农具的代表。但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与农具是否可以等同?这对我们认识前仰韶文化时期的经济特征和农业状况是必要的一环。下面就前仰韶文化时期几种主要的生产工具做一分析。1．石斧、在前仰韶文化时期是一种数量较多的工具，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广为使用的一种工具类型。一般多认为石斧属于农业生产工具，甚至根据石斧的数量多寡来判断农业生产的水平。实际上石斧并非新石器时代的产物，其祖型已在旧石器时代出现，功用是砍伐。陈文华先生认为，石斧一类工具是一种用途最广泛的生产工具，它既可以用于狩猎，又可以作为防身武器，还可以做为加工工具◎。磨成的石斧或石锛，北欧森林中某些还未饲养过牲畜以为食物，和还未栽种过植物的人，确曾使用过。欧洲以外，许多典型的采集食物民族，甚至包括澳洲土人在内，也使用磨制的石斧⑨。即便在农业生产中石斧的功用也只是用于砍伐树林，开辟荒地。所以说，石斧在农业生产中，尤其在原始农业阶段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它毕竟不是农业生产的专用工具。因此石斧在遗址中出土的数量和种类不足以论证当时农业发展程度。2．石镰是前仰韶文化时期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工具，除石镰外，自家文化中还广泛使用蚌镰。这一时期的镰刀以刃部齿状为特征。石兴邦先生认为，石镰、蚌镰以及骨锯是采集工具，揆其型制和特点主要作采集生产为宜◎。镰的出现是与采集经济相关还是农业出现后诞生的一种收割工具?日前国内还未见明确的实物资料，不过在国外这方面的资料还是不少的。例如，土耳其的贝尔迪比(Beldibi)文化中已有石镰和磨盘@。石镰的功用是切割，无论是·122·采集经济还是农业经济，镰所发挥的作用均是一种收割工具，其用途相对来说比较专一。镰之所以在历史时期，甚至现在仍被广泛使用，从石镰(蚌镰)、铜镰到铁镰，工具的质料改变而其型制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应该说这与镰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分不开。至于说仰韶文化中镰罕见，而从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后镰开始逐渐流行起来这一现象如何解释?我以为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镰这种工具的认识。3．石磨盘(西磨棒)一石磨盘与石磨棒是一套加工工具。关于它的起源、功用及其反映的经济特征，笔者在《石器时代石磨盘》⑤一文中，谈了一些肤浅的看法。石磨盘是采集经济繁荣时期出现的一种加工工具，它最初的功用并非与农业相关。在世界古代文化或民族学资料中，非农业或农业不占重要地位而靠采集和狩猎生活的部族中，常常使用石磨盘和磨棒。例如上埃及旧石器晚期的遗址(库姆温布、卡邦尼亚、伊斯那)年代约在公元前--9000年之间，都有石磨盘的发现。中石器时代中东纳吐夫文化，以及耶莫文化也有类似的发现。由此可见，石磨盘这种工具在农业出现以前已被使用。但在农业生产出现后的一个阶段内，石磨盘除了继续用来加工采集的果实外，也曾用于农产品的加工。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采集活动逐步趋于消亡，作为采集经济加工工具的石磨盘远不能胜任大量粮食作物的加工，因而为农业生产中出现的新的加工工具——杵、臼所代替。这正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石磨盘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型制也不规整，并趋于消失的原因。。4．石铲。石铲广泛见于前仰韶文化以及整个新石器时代。这种工具不仅数量多，型制多样，而且加工细致，型态稳定。前仰韶文化时期的石铲加工都很将细，有些出自墓葬，显然是作为墓主人平时使用的工具而随葬的，它是实用器。舌形铲和两端刃铲是前仰韶文化的代表器之一。石铲的功用比较专一，主要用来翻土或挖掘，在人类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它使用的时间不仅长，出土的数量也较多。除石铲外，前仰韶时期还有骨铲。虽然目前还很难确定铲是农业出现后的专用工具，但它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大概与镰等值。+以上四种工具类型，不仅型制上富有时代或地域上的特征，而且数量上也较丰富。尤以石斧数量最多(如磁吐j)，其次是石磨盘，石铲和石镰相对少一些。当然各个遗址情况不尽相同。除了这四种工具外，用于生产的工具还有石锛、石凿、石刀、砍砸器、刹削器、骨镞、骨刀、骨矛、骨锥，骨针，蚌刀等等。从工具类型看，前仰韶时期还并不太丰富，从加工技术看，除磨制技术外，打制石器和琢制石器也还有相当数量，钻孔技术还不普遍；从工具的分类看，其功用还不甚明确，一器多用的现象较普遍。工具的组合还反映出采集、狩猎经济仍占较为重要的位置。虽然农业生产已不是最初阶段，并初具规模了，但做为农业生产的专门用具还很难确认，既便铲。镰一类工具数量也很有限。似乎表明这一时期农业生产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7．研究某一时期的经济特征和发展水平，需要对该时期的生产工具进行全碰}!＆f分析，不仅要对生产工具的类型、数量进行研究，更要注意生产工具本身的性质和整套工具的组合。即便这样，对生产工具的研究也仅仅是认识当时经济生活的一个方面。如果单纯从某种工具的数量多少来判断当时的经济形态或农业生产情况是片面的。前仰韶文化时期生产工具有用于，】23·开荒、播种、收割、加工等类，而这套工具大多是采集经济遗留和延用的工具类型。尽管其中象镰、铲一类的工具在后来发展了起来，并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当时这套工具在采集生产活动和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大体相当，因此通过生产工具的分析来讨论前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水平，还有待于这方面更多资料的不断充实，才能使这一方面的研究更接近实际。五、前仰韶文化时期农业无论从文化性质还是从社会发展阶段上看，前仰韶文化时期各遗存并不是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也不是原始农业的最初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应该已初具一定的规模，随着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的出现和发展，猪、狗、羊等家畜饲养也出现了。但不可否认，采集和狩猎活动仍是前仰韶文化时期一项主要的经济生活内容。从前面讨论的几个问题中都反映出这一点。目前对前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水平的认识尚不统一，有的同志认为这一时期农业生产还处于较低级阶段⑧，有的同志认为农业生产已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前者是通过对生产工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后者是通过对窖穴粮食的储量研究确定的。前面我们已经对生产工具的性质和组合谈了看法，这里就前仰韶文化时期的粮食遗存作一分析。目前发现有确切农作物遗存的资料有两批。一是甘肃大地湾遗址中H398中，发现有碳化植物种子，经鉴定是稷(Panicun miltaceum)和油菜(Brassica)。另一处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八十八个窖穴中有植物种子的遗迹，有些皮壳呈颗粒状痕迹，其中65号窖穴标本经化验发现有粟(Setaria italica)的灰像⑧。这两批材料是我国稷和粟两种农作物最早的遗迹。类似情况在其它前仰韶文化时期遗存中尚未发现，不过从这一时期文化特征、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以定居农业生活方式观察，这些文化遗存也应该是从事粟类种植的。磁山遗址发现的八十八个窖穴中植物种子遗留，据参加发掘同志的研究，均为粟的遗留，其总储量约有十万余斤⑨。由此推论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水平已有较高的发展。磁山遗址的八十八个窖穴分属于不同时期，其中一期有68个，二期有20个，两期窖穴数量之比大致为3比1。由于两期窖穴的全部资料从报告中不易统计，故此，两期粮食储量暂按3比1粗算，就是说，一期粮食大约为7万斤，二期粮食为3万斤左右。一般认为这些窖穴粮食仅仅用于季节性收获的作物延长食用时间，说明当年的粮食至多吃到来年的收获季节，当时还不可能有剩余粮食是符合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根据黄河流域解放前旱地谷子(粟)的亩产量不过百余斤，前仰韶文化迄年7000年以上，当时粟类作物亩产量不会超过百斤。由此推算，7万斤粟的收获至少产自700亩耕地。磁山文化时期生产能力是否可以胜任这么大面积的耕作，目前并没有可供参考的证据。况且当时农业生产还处于烧荒耕作水平，耕地1—3年后因地力下降还要休耕若干年，因此当时最小限度也要有1400亩的面积用于休耕轮种，磁山遗址附近是否能提供出这么大范围的适合耕种的地。这些问题在我们分析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时应该考虑。我们再计算一下7万斤粮食可供养的人口。如果每人每年平均一百斤，7万斤粮食可供700人食用，每人每年一百五十斤，则可供近500人食用，显然一百五十斤已是高标准了。目·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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